下一场变革,从社会企业开始?

昨日,在回杭的高铁上信手翻了翻座位前边的杂志——《旅伴》,2013年第四期,其中的“社会企业”专题提到了社会企业在中国的现状,值得思考。特从网上找来原文,有兴趣的同学不妨看看。

下一场变革,从社会企业开始?

3月12日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2237名委员带来了5641件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也为会议带来了一份提案——《关于鼓励发展社会企业,推动公益创新的建议案》。不过这份提案并未获得媒体的关注,这或许与“社会企业”这个名词太过陌生有关系,尽管它在英国等地兴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这种理念进入中国也有接近10年的时间。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它通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等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社会企业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

在众多非营利组织受到成本上升、政府拨款或捐赠减少、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时,谋求用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成为一种新的模式。在社会企业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有超过6万家社会企业,雇佣了超过47万名职员,每年的生产总值大概是240亿英镑,在英国GDP中已占有1.5%的份额,这几乎也相当于整个餐饮业对英国GDP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企业还是全新的事物,要让人们纠正企业等同于接受盈利的观念尚需时日。它与强调商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或者他们为慈善作出的贡献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企业正越来越多地涉足政府和商业企业失败的领域去解决问题。美国人戴维·伯恩斯坦的著作《如何改变世界》经吴士宏翻译,2006年在中国出版,很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才了解到社会企业。在书中,作者乐观地认为,社会企业或许将引领下一场变革。


位于伦敦东部的Bromley by Bow是由社会企业家安德鲁·莫森一手建立起来的。1984年,当安德鲁搬迁到这个社区时,它是英国最贫困的移民集居社区之一,45%的居民没有工作,社区的人口来自50个以上不同的国家。但安德鲁发现了失业人员所蕴藏的才能,现在这里有陶艺工房、计算机训练中心、餐厅、语言学校等30多家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从英国到中国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将社会企业简单概括为——“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一般来说,要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则至少半数的收入是来自交易而非政府补助或是捐款才能称为社会企业。

2012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代表英国社会企业最权威的民间组织——将首次设立的国际社会企业大奖颁给了一家中国企业,总部位于深圳的残友集团。1997年,身患血友病的郑卫宁用母亲去世前留下的一套房子和30万元,招来了四个残疾人,创办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这便是残友集团的前身。经过15年发展,未借银行一分贷款、未用政府一文补助,郑卫宁将残友发展为“郑卫宁慈善基金会”旗下的9家社会组织和33家社会企业的集团公司,吸纳了3700多名残疾人就业。英国社会企业联盟评价“残友是一个具有领导意义和启迪意义的社会企业,它关注残疾人的就业和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帮助残障人士提升他们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企业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最大认可。

而在英国,社会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上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继而引发了财政上的危机。部分国家开始逐渐采取公共服务外包的形式,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这种政府契约外包形式,其利润空间并不高,所以私人企业对这种投资形式的热情并不高,它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危机。到20世纪80至90年代,非营利组织开始介入这个领域,它们将组织的目标定位为“提供无法由公共部门满足的需求,必须能够从事生产性活动,并且寻求经济支持”,将服务人群定位为“边缘人群及失业者”,这些组织已经开始具备社会企业的雏形。

同时,在传统社会中,非营利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当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的资金不足时,非营利组织就难以为继。而在过去的30年,非营利组织普遍遭受了这种危机:一方面,在一些社会产业中(比如教育、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而在政府预算和慈善捐赠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之间便会通过竞争的形式争夺有限的资源。于是,部分组织开始转移方向,运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来解决自身发展中的财务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化为手段,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企业优势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市场化的操作,它不仅可以解决自身发展的成本,甚至会有一些盈余,因此,这些组织可以摆脱单纯依赖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获得资金的限制。同时,在资金盈余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进入私人资本市场,为其长远的目标进行融资。因此,社会企业在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拥有显著优点。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将社会企业简单概括为——“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一般来说,要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则至少半数的收入是来自交易而非政府补助或是捐款才能称为社会企业。

英国的社会企业多指“社区利益企业”,即企业活动的宗旨是为了社区成员谋福利。2005年,英国为此种类型的社会企业设立了“社区利益企业法规”,对其资产的使用、红利的分配采取严格的限定,同时如果社区利益企业的目标有所改变,也要经过法律的批准才能通过。该法规要求,社区利益企业不得向其成员分配获利及资产,资产及获利必须永久由企业持有,并且限制使用在社会利益、或是移转给另一个慈善组织或社会企业。同时,社区利益企业不得免税,每年还要提出社会利益年报,除了公开账目之外,此份报告必须说明为了追求社会利益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过去一年中与利益关系人的互动。

意大利社会企业最主要的解释概念为“社会合作社”,在 1991 年通过“社会合作社法”中规定,雇佣超过30%弱势劳工的社会企业可享受税赋减免优惠,或者得到政府补助。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法”则规定,任何商业企业决定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或仅追求有限的利润时均可申请成为社会企业,享有政府补助。

社会企业的概念进入中国还不到10年。2004年1月,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刊载了北大刘纪同教授《社会企业》译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介绍该主题的学术文章之一。当年年底,第一批英国社会企业组织访问中国。现在,社会企业的理念虽然没有广为人知,但也正在中国兴起。地方政府也在尝试接触,例如2011年6月,北京市委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文件中提出要“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2012年,佛山市南海区设立200万元的社会创新基金,探索基于实践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201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社会企业的提案,道出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现状——

“一是社会各方面对社会企业认识不足,对其公益性多存疑虑。不仅政府官员,包括学者、媒体和公众,都存在一定程度认识不足的问题。社会企业的公众知晓度低,媒体报道不多,许多从事社会组织、公益事业、社会服务等相关职业的人也对社会企业不甚了解,一些采用社会企业运作模式的组织和个人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企业的内涵。多年来市场经济不规范导致的社会信任不足及公共伦理危机的消极影响,使得人们难以接受‘用市场谋公益’的善意推断,对社会企业公益性产生怀疑。”

“二是社会企业的市场运作能力和公益创新能力都有待提高。从市场运作能力看,无论依托既有体制的公益创新模式还是积极引进市场机制的社会创新模式,大多数社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与核心竞争力,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温饱阶段,难于谋求应有的市场份额;从公益创新能力看,社会企业在资助方式、受益对象与受益程度、激励机制、学习能力改进等诸多方面有待突破。”

“三是社会企业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支持。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有关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地方政府也多在观望。既有的政策法规中,有许多不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规定;理论界也多属探索性研究,有关社会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的农业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农耕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农业生产效率有了大幅提高。大概15年之后,日本农民开始意识到这种化学农业的危害性,实际上,这是在透支土地的生产力。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报告他们身体受到的危害,农作物表面残留的有毒物质对人体的伤害是化学农业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1975年,作为一家NGO的大地守护协会成立,它与农民一起寻找种植绿色蔬菜和大米的方法,并将它们直接送到城市家庭里。两年后,因为参与的农民和城市消费家庭的数量激增,大地守护协会成立了专门的大地宅配公司。

最开始,一些不舍得用化肥农药的农民,种出的蔬菜味道虽然很好,却因为有虫眼而卖不出好价钱,通过大地宅配公司,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纽带。菜农弃用农药、化学肥料,甚至不允许在5年内用过化肥农药的菜地里栽培蔬果。消费者为了健康安全,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农民则采用有机种植法提供更安全新鲜和营养的农产品。

到2011年,大地宅配公司已发展成有2500个生产会员、9.1万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的庞大组织。

      阿尔斯通是英格兰一个极为偏远的小镇,被称作“英格兰最后的荒野之地”,大约有2100位居民。数十年来,许多传统产业因为阿尔斯通人口稀少且地域偏远,难以获利于是陆续撤离,导致居民多项基本生活需求匮乏。这样的现象激起了当地强大的自助与创业精神,从1983年开始,居民们创设各种商业体,小型社会企业如雨后春笋,与政府单位合作提供了原先镇上所缺乏的网络、运输、健康、餐饮、旅游等各种服务。

一家叫做Cybermoor的网络公司与英国政府合作架设无线网络系统,也为当地家庭、商店、学校等地安装计算机,让阿尔斯通的居民与世界联机。几名有糕点手艺的妇女成立了Moody Baker,解决阿尔斯通没有面包店的困境,这里的每一位员工也是面包店主人,能够参与决策及分享利润,赋予面包店成员更强的工作动机,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阿尔斯通现在共有19家社会企业,雇用了50名员工,拥有超过180名志愿者,年营业额约100万英镑。这个小镇在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举办的2012年英国社会企业大奖评选中获得“社会企业乡镇”的荣誉。

1974年的孟加拉国正陷入饥荒,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大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遍布全城。大约150万人在那次饥荒中死去。这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正在大学教书的穆罕穆德·尤纳斯,他开始把穷人作为他的老师,着手对他们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研究。

在1975年和1976年的大部时间里,尤纳斯带领着学生在一个叫做乔布拉的村庄调研。他向那些农民们推广改良的大米种植技术,在干旱季节组建农民合作社修建水利设施。但不久后,他意识到,这并不能帮助真正穷困的底层阶级——那些没房没产、生活在农村里的穷人。一天,尤纳斯在乔布拉村采访了一位靠制作并售卖竹椅谋生的妇女。这位妇女告诉他,她辛劳一天只能赚2美分。尤纳斯大感惊愕:这么一位勤劳的、能制作这么漂亮的竹椅的妇女,一天只能赚这么点钱!这位妇女解释说,由于没钱去购买制作竹椅的原材料,她不得不去找一位商人借钱,这位商人只允许她把竹椅卖给他,而且收购的价钱还得由他说了算。事实上,这位妇女就是附属于这位商人的劳动力。那这些竹子值多少钱呢?大约25美分。尤纳斯找出村里另外42位有着类似困境的村民,把这些村民们的资金需求汇总后,尤努斯经历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这个数目一共只有27美元。

尤纳斯意识到:“造成他们穷困的根源并非是由于懒惰或者缺乏智慧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缺少资本。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的工作与所需的资本之间提供一个缓冲,让他们能尽快地获得收入。”于是,向这些没房没产的穷人提供借贷的想法就此诞生。

1976至1979年间,尤纳斯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人的生活。他开始不断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采纳他的试验。1979年,孟加拉央行终于答应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的项目,在一个省份进行试运作,1981年则增加到5个省份。这个项目的每一次扩张都证实了小额贷款的有效性,到1983年止,格莱珉银行86个支行使5.9万名客户摆脱了贫困。随后,尤努斯决定辞去学术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对抗贫穷的事业中去。1983年,格莱珉银行成立为独立法人机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为了确保还款,银行使用“团结组”系统,这些非正式的小组一起申请贷款,由小组成员担任联合还款保证人,并互相支持对方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随着银行的发展, 格莱珉银行还开发了其他为贫穷人群服务的信贷系统,除了小额贷款外,银行还提供住房贷款,为渔场、灌溉项目、高风险投资、纺织业等提供经费,同时也提供其他银行业务, 如储蓄。到2004年, 超过6600万人从这项计划里受惠。

目前,格莱珉银行有650万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偿债率高达98%,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总共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


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团、世界首家劳工合作社,它的领导人不是超高薪的百万富翁,公司的雇员多为合股人。

1941年2月5日,牧师阿里兹曼地来到一个叫做蒙德拉贡的小镇。当时,这个小镇的经济主要依赖一个大型铸造厂和金属加工公司。公司所有权及管理权由家族及其亲属控制,本地工人几乎不可能发展自己的事业。阿里兹曼地决定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他成立了一所专门提供技术教育的学校,名为“理工技术学校”。这所学校是合作制,学校的所有者是当地的社区成员,而不是政府或教堂。从那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量合作制组织开始兴起。

20世纪50年代初期,阿里兹曼地的学生唐·约瑟夫·马利亚·奥马什和4个伙伴创建了今天叫做“蒙德拉贡联合公司”的合作社,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家用机电产品,到20世纪60年代,它已经成为西班牙百家大型工业公司之一。

受此鼓舞,其他人也建立了类似的企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阿里兹曼地指导的社会和教育机构。20世纪60年代末,合作制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1个,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然而,正如大多数公司一样,它们都没能逃脱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些公司甚至被迫停业。结果,所有合作制企业重组为蒙德拉贡联合公司。

现在,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是120家合作社的联合体,也是全球最大的合作社,西班牙第三大雇主。它的雇员不是领薪者,而是合股劳工。他们都是合股人,有终生职业保障。只有犯严重错误才会被开除。他们不拿工资,而是拿劳动预付金,金额依业务情况而有所不同。当奥马什1991年退休时,他的报酬只有集团收入最低工人的6倍。

除了新书外,美好世界书店也与大学院校、小区图书馆合作,收集其淘汰的旧书在网上以二手书的方式出售。销售收益部分捐给合作的图书馆及支持扫盲的推广组织。而在网络上无法成功销售的书,书店通过合作的非营利组织将其捐给非洲及亚洲贫穷落后国家,帮助解决文盲问题,而在地球上,大约还有7.8亿成年人是文盲。

美好世界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泽维尔·赫尔格森认为,“企业是美化世界最强有力的工具。”大学时期一次成功的二手课本销售,让赫尔格森和后来公司的另一名创始人克瑞斯·福克斯决心开拓二手书籍的销售市场。那次的大学销售收获了5000美元,而如今,美好世界书店每年就要卖出500万本图书,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他们的顾客。公司的员工集中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乔治亚州和英国的苏格兰,并拥有两个仓库用来储存数以万计的图书。

美好世界书店现在与超过1800间学校进行合作,回收二手书籍。公司通过销售、捐赠和回收图书,把利润用于资助多家公益性基金会。

如今,美好世界书店的网站上实行“卖一赠一”的政策,这是他们“以书换书”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网站顶端向用户实时显示捐赠和回收书本的数量和为扫盲所筹集的款项金额。而公益性并不是书店能吸引全世界顾客目光的唯一元素。美好世界书店所售的图书通常比其他销售商的价格都要便宜许多,最高可便宜八成,并且免除运费。

到2011年8月,成立仅7年时间的美好世界书店已经创下了1000万美元的捐赠纪录。而赫尔格森在一次去非洲的途中惊讶并欣喜地发现,在与“非洲图书”机构的合作下,他的公司已经成为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最大的课本供应商。

美好世界书店的未来计划是建立起“美好世界”这一品牌,并继续在全世界范围支持普及文化的行动。而对于现代阅读人群,赫尔格森正筹划电子图书,以便将他们也纳入到“以书换书”的计划当中来。他认为,“即便是电子图书的拥趸,通常也会拥有大量的实体书,我希望这个趋势能继续下去。实体书虽然有些缺点,比如携带不便等,但它的优点还是相当突出的。它可以让大家互相分享、馈赠,而实体书带给人的触觉、视觉甚至嗅觉的享受,是众多读者所最为珍惜的。”


1963年,杰克·道尔顿开办了一家名为“先锋者之家”的旅店,专门为愿意戒酒的酗酒者提供居所。不过每位住宿者一个星期要为他们的床位和伙食交纳25美元,并且还要从事房屋清洁修缮等工作,并参加夜晚的聚会。到现在,通过雇佣、培训以及健康行为和社区矫正等计划,“先锋人类服务计划”每年服务的人数超过5000人,任何时间都有1300人在同时接受服务。该计划雇佣900名左右员工,年预算约为5500万美元,99.6%都来自于其八个产业的产品和服务销售,领域涉足制造、食品加工、分销与物流、房地产、资产管理和印刷。


The Big Issue是一本创始于英国伦敦的杂志,1991年成立,原为月刊,从1993年6月改为周刊。杂志内容涵括时事、社会议题及艺文资讯,现于英国、日本、澳洲、韩国等地以不同版本的形式发行,它的贩售完全依靠街头无家可归的小贩。The Big Issue的运作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以有限公司模式存在,负责生产和配送杂志到街头的小贩,另一个则以非营利组织的形态存在,帮助这些小贩们解决造成他们无家可归的问题,重新取得生活的主控权。The Big Issue的贩卖者必须是18岁以上、生活贫困、无家可归、失业或无收入的人,但不分种族、宗教、国籍和性别。同时要求贩卖者必须佩戴标志,不可乞讨或要求捐款,不能喝酒嗑药,不能越区销售,不能带着小孩在身边。贩卖者每次可以免费拿到10本杂志,并以一本1.5镑的价格销售,售出后再用所得的收入以70便士一本的价格购买杂志。

The Big Issue的读者群非常广泛,跨越各个年龄层,很多名人也愿意支持The Big Issue,为其提供独家专访的机会。

除了英国,现在在澳大利亚、日本、南非、肯尼亚及埃塞俄比亚等地国家都有相关版本的The Big Issue。The Big Issue的台湾版《大志》2010年4月1日正式创刊。创办者期望,这本在英国发行已有20余年的刊物,能同样成功的以社会企业的模式在台湾推行。


孙恒在他的一间同心互惠商店,等到晚上六七点,工厂、工地下班,他的商店才会迎来销售高峰,遇到上“新货”,甚至可以挤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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