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关于《悲惨世界》——爱、恩典与救赎

《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赛特令他懂得爱,隐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自省,救护马吕斯让他战胜恶念,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改变制度固然重要,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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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10月初,法国南部小镇迪涅。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阿尔卑斯山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悲惨世界》是怎样的作品?童年时候,以为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世界》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

   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仅仅谴责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会现实,《悲惨世界》将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于愤怒的作品。书写苦难只为控诉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难的深重?更宽阔的小说,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素材,让现实中的人物与事迹,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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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准备工作极其扎实。雨果参考了好友维多克年轻时的逃亡生活,搜集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大量材料,参观了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苦役犯监狱,并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样的扎实体现于细节。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惊讶:雨果讲述每一个社会局部,都有着新闻记者似的准确,田野调查般的翔实。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狱的“大苏”(即将一个苏的硬币纵向剖开,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纹,再置入一截弹簧);又比如匪徒间的黑话,黑话的流派、变种、口音特色、使用者个性……叙述得有条不紊,错落生动。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野孩子,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巴黎圣母院》中,有整整一章《巴黎鸟瞰》;《悲惨世界》中,充满对巴黎街景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些文字恍若情书: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细部、巴黎的白昼、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楼房、巴黎的路灯、巴黎的酒馆、巴黎的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在饱满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沧桑、衣衫破旧的中年女人,散发着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让的巴黎。

  雨果的写作既恢宏、又细腻,经得起显微镜似的审读:历史→时代→人物→细节,无论置于哪种倍数之下,《悲惨世界》都是一部臻于完美的作品。

  1832年,搜集完资料,小说构思已然清晰。但真正开写,要到二十年之后。在此期间,雨果写了其他几部长篇,一些诗歌和戏剧。是什么使他一再搁置?是否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作品,必须给予更多时间、深虑乃至磨难,等待它成熟和丰富?

  1845年11月,雨果动笔,初命名为《苦难》。创作至近五分之四,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流亡。小说于1848年2月停笔,一晃又是十二年。在大西洋的盖纳西岛,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难,重拾《苦难》。经过大幅修改增添,于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为《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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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满有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雨果是心怀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遗嘱这样开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的本质就在其中。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神如同白昼。我留下4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他留给母亲的只有1.2万法郎)

  人道主义与基督信仰矛盾吗?不矛盾。人道主义反对教会桎梏、宗教迫害。但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在《悲惨世界》中,论及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人的内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与黑暗滋生的恶。无论在圣殿,还是在街头,无论在监狱,还是在警所,人性永远是灰色的、暧昧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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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为什么,在雨果笔下,野孩子伽夫罗什勇敢善良,却脏话连篇,喜欢小偷小摸;爱潘妮钟情于马吕斯,如圣女一般为他牺牲,同时又出于嫉妒,将他诱入街垒同归于尽;冉阿让在从善之后,也曾因发现养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恋情,而产生嫉妒、幸灾乐祸,与疯狂的占有欲;甚至那场悲壮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赞美起义者英勇高尚的同时,不忘描写浑水摸鱼、瞎凑热闹、怨气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终导致失败的集体冷漠。“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这种透彻的洞悉力,集中表现在沙威这个人物身上。沙威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在监狱长大,与罪犯为伍,造就疾恶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观念,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他的风格,用我们经常被教导的语言形容就是: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乍看之下,确实很难指摘他,因为沙威也是严于律己的。他指证马德兰爷爷即苦役犯冉阿让,当以为错认之时,立即一再请求引咎辞职。在沙威的世界里,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让是坏人,直至街斗之中,坏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惊又迷惑,对救命恩人冉阿让喊道:“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此后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敌的好机会,却帮忙救送马吕斯,并最终放走冉阿让。

  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所有人物内心独白之中,有两场最为惊心动魄:一场是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动而由恶变善;另一场是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在塞纳河边沉思自省。

  沙威发现自己为忠于良心而背叛社会,简直吃一惊;又意识到冉阿让饶恕了他,他也饶恕了冉阿让,更是吓得发呆。他一生将法律视为至高,此刻居然出现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让,更不知怎样面对内心,以及这个瞬间变为迥异的世界。

  雨果将沙威的正直,称为“黑暗的正直”。为何“黑暗”?因为没有光,这光就是爱。《圣经》说,一切诫命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比如一生从未撒谎的散普丽斯姆姆为救冉阿让,向沙威撒了谎。撒谎是罪,救人则出于爱。雨果在结束这个场景时,评价道:“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的这次谎话上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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