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钱学森及其背后的海龟与土鳖

1949年当太祖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科技落后,文盲率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TG开始疯狂的建设这个国家,狂热的攀科技树。加上当时国际上以米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的核讹诈和封锁,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发展两弹一星(卫星是后来加上的,当时世界上还未有发射一个呢)就成了新中国的一个必然选择。有这个必然选择需求固然很好,可也得有能干的人才行。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这些方面的人(尤其是导弹和火箭)基本没有(有一些后来大名鼎鼎的火箭专家在 50年前就回国了,可惜当时没人认为可以,具体原因后面说)。TG虽然给人的映像是土鳖一个,可实际上TG一点都不土:高层基本都是出国留洋过的,未留洋的也都啃过资本论,里面对工业发展还是有相当道理的;在太行山的兵工厂时期就有留德的博士。想想这些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因此没有人的话,决策部门是不会同意上马导弹和火箭的。

我们看翻□□□□□□航天的历史,发现是一个璀璨的明珠+一小批欧美海龟+一帮苏毛海龟+大量的土鳖演出了整个过程。然而,到1955年,欧美海龟已经到位,苏毛海龟和土鳖却不见踪影。而到位的欧美海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中国的航天还未开始就要夭折了。然而,到年底,那颗璀璨的明珠出现了………

1955年底,经过周总理的外交努力,一个全世界伟大的科学家回国了,给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带来了希望,他就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1956年2月,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此开始起步了。那句“火箭比飞机容易”的话也就是那时钱学森说出来的,其原因我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就不再说了。

为什么钱学森这么重要,这要看他的经历和之前的成就。下面是个钱学森在米国的简单介绍:
1935年 留学米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米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呀,这个经历很辉煌,就是现在留学后能在米国一流大学当教授的人,都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作为人才引进回国的话,那可是风光无限呀。但光看这个经历是不够的,当时TG手上也不是没有世界顶尖大学的教授级专家(以当时名气和能力而言),如华罗庚(数学家,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周培源(量子力学、相对论、流体力学专家,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945年与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王淦昌(核物理学家,1930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因导师未批准而未做,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发现了中子并因此获得1935年的诺贝尔奖。)、郭永怀(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授。钱学森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是世界级专家,回国比钱学森晚两年)、钱伟长(力学家、应用数学家,钱学森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是世界级专家)等,这些经历并不能让TG将他捧到简直就是决定航天生死的重要地步!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航空工程(当时中国流行航空救国的说法,造出好的飞机就是很多热血留学人员的目标),获得硕士学位后,由于当时外国留学生在米国航空工厂不受欢迎,再加上他的父亲好友、也是他的岳父,蒋百里(民国名人,军事教育家)考察欧洲后的结论–独国空军的强大是建立在航空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上,钱学森于是开始转向航空理论研究。这个转向对于后来的中国是很重要的。
于是钱学森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找的导师是冯卡门。

我们提到钱学森时总会提到这一点:钱学森的导师是冯卡门。到底冯卡门和钱学森是名师出高徒还是高徒出名师呢?这里简单介绍下他:

冯卡门是匈牙利犹太人(又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冯诺伊曼是,马克思也是),大学毕业后先在奥匈帝国军队的陆军部队服役一年,退役后1906年去了哥廷根大学(当年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跟随现代空气动力学之父普朗特尔教授研究材料力学,又和独国物理学家玻恩(学量子力学的都知道这个人,号称汇集全球三分之一智慧的照片—二十世纪科技大牛合影中的一个,量子力学历史上星光最闪耀的人之一,他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从此世界就不是我等小民能理解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量子力学史话》)合作搞过晶体原子结构模型。冯卡门在1911年推出了他生平最著名的论文,阐明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阻力源,叫做型面阻力。他发现当气流和物体之间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体后面乱成一股尾流时,就会产生型面阻力。后来,这个伟大的发现被定名为“卡门涡列”。

它成了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冯卡门被征入伍。大战期间,他曾设计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留式直升飞机。1930年,他提出了关于“紊流理论”的论文。到那时,他已经是世界伟大的空气动力学大师了。同年,独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感谢猿首!顺便一提,爱因斯坦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去米国的),把独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米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后面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因为那和钱学森无关。

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2.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1939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
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 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

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计算机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大师。这也是为什么钱学森为争取火箭项目说了那句争取立项的话后,能被大家认同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要知道,当时TG手上可是有好几个英米世界级航空公司回来的专家,没吃过猪肉也看到过猪走路,如陆孝彭、徐舜寿、吴大观等。

如果就这样下去,钱学森就仅仅是个世界伟大的航空大师。然而钱学森开始转向研究火箭了。这不奇怪,当时的航天才刚刚发展没多久,航空航天还没有分家,冯 布劳恩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的就是航空工程,科罗廖夫则是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得意助手。这次转向对于后来的中国的重大帮助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
其实,早在钱学森到加州理工学院后,就对火箭发生兴趣,参加了同学马林纳组织的著名的“自杀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甚至连试验、研究的场地也没有。没有设备,几位年轻人到旧货摊上、到废品仓库里去拣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到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因为这类试验稍有不慎便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以,马林纳戏称自己组织的是“自杀俱乐部”),这就是著名的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未来的米国火箭诞生的摇篮。
钱学森于1937年5月 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这也是当时米国在火箭方面早期极有价值的一份研究报告。
1940年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制组,研究火箭固体燃料、结构变形等课题。
1941年参与风洞研制。
1942年发表论文《风洞的汇聚风斗之设计》。举办了喷气技术和火箭训练班,为美国空军培训了第一批导弹技术人员。
1943年和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几种火箭研究的设想,为美国发展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技术基础。
同年米军情报部探知德军正在德国境内建立大规模的火箭发射基地,火速拨款成立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共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有相当消息称是实际的第一任负责人。
1944年,在冯卡门领导下,钱学森作为火箭理论组组长,参与成功研制了列兵A(Private A)固体燃料火箭。列兵A/F系列火箭后改进为Corporal液体火箭。而后来米国火箭的两个鼻祖之一就是Corporal液体火箭,另一个鼻祖就是大名鼎鼎的V2。
1944年米国国防部聘冯卡门为米国空军顾问,草拟未来20年美国太空研究的蓝图。冯卡门特约钱学森到华盛顿参加他领导的国防部科学顾问小组。
1944年冬,钱学森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参加国防部科学顾问组。
1945年4月,米国国防部派遣以冯卡门为首、团员包括钱学森(此时已因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米国陆军航空兵上校)在内的调查组,飞往德国,审问独国火箭科学家和考察独国火箭设施。这就是著名的米国抢独国火箭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

两个花絮很有意思:
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审问了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
钱学森审问了冯.布劳恩(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审问未来的米国航天之父!)。冯布劳恩应钱学森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
1946年发表论文《超等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力学》。
1947年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40年代钱学森又在超高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对航空工程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40年代末提出“钱学森弹道”。半弹道式再入航天器或升力体式航天器的再入弹道的基本设计思想,均来源于“钱学森弹道”。(目前载人航天的必备)
40年代后期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10年后的洲际导弹将此变为实现)
40年代后期,钱学森带研究生的课程中已经有火箭洲际飞行的课程了。
1949年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领导米国太空火箭的研究。上面的直接负责人是米国海军次长。
1949年发表了一篇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其中提出了星际旅行的相关惊人理论,从而再次誉满全球(米毛后来都研制过核火箭发动机,可惜都失败了)。

到那时,钱学森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界级航天大师了。此时他已经完全可以和科罗廖夫以及冯布劳恩比肩了,在相关理论研究和指导(这是大师们的极其重要一个方面,往往这就是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毕竟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会带领大家)方面已经超过他们了。科罗廖夫此时还在秘密开发火箭,而冯布劳恩则在米国坐冷板凳。

一般的纪录都是说米国人对火箭不感兴趣才导致冯布劳恩二战结束后在米国坐了5年冷板凳。但实际上到那时,米国对火箭还是很重视的,米国海军次长亲自主管领导米国太空火箭的研究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而且冯布劳恩咸鱼翻身(1950年)就是从钱学森开始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开始。从上面的纪录来看,相信钱学森当时的成就和表现是导致冯布劳恩坐冷板凳的极为重要原因。如果钱学森继续在米国干下去,带领米国的专家和科罗廖夫对抗的应该就是他,米国的航天之父也就应该是钱学森了。

麦卡锡(他一定是个共谍!!!)主义开始在米国出现,此时钱学森也在考虑回国,后面迫害的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他对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当时说出了著名的话“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才5个师???这是对钱学森的侮辱!!!他以后就会知道这一点的。)
当然,后来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又后悔了:“这是这个国家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他(还是因为他对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说,他曾经努力使钱学森留在美国。“即使我是土星共同体他也不会是,但我们还是让他走了。”(米国人还会更后悔的,越往后米国人越会后悔。到2007年中国用竹竿从太空中捅下一个卫星后后悔达到了高峰,但未来还有后悔的更高峰)

现在钱学森变成一名“土星共同体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事实上钱学森没有拿任何机密文件。但他比有史以来所有的土星共同体间谍加起来还要伟大。他带给红色中国的岂是区区几份机密文件能比的吗?他携带走的是整个航天部门!!!),不去研究火箭了,但伟大的天才就是天才,他开始去研究控制论。 1954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在由米国McGraw-Hill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是这一领域的奠基式的著作。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3项科学成就,而《工程控制论》就是控制论的一个划时代著作,现在学自动控制的没有不学它的。
我个人认为冯卡门的那句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更多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大师在晚辈取得的无可仰望的成就面前不得不说的。因为原来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学生虽然已经在这个行业内超过了老师,原来是行业大师的老师也不会公开承认的,毕竟米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利益怎么能放弃呢(其实,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也一样)。但当这个学生在另一个更伟大的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老师也不得不承认。
米国人认为当时火箭技术的快速发展只需要5年就会让无法接触相关内容的钱学森落伍,不再有价值。(米国人目光实在太差了。很快他们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于是终于在1955年同意钱学森回国了。

现在,一个伟大的航空科学家+伟大的航天科学家+伟大的控制论科学家(别忘了火箭导弹上自动控制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航天方面的全才回到了新中国。这个历史的传奇故事就从此开始他最绚丽的演出。

这就是钱学森回国后能全面主持中国航天的原因。可以说,除他外实在没有其他人能办到了。虽然中国的航空和航天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的产品仿制开始的,但如果没有钱学森,其它条件不变,那么我们的航天很可能当时就以失败而告终,也许坚持努力下来,也就是20世纪末才研制出类似东风5的东西,现在的航天能力比阿三强,但绝对不可能搞定载人航天,发射个同步卫星都有较大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还有很多的归国专家在,可没有钱学森,下面章节的内容再做分析的话,大家就会看到,事情很可能就是上面写的那样。

PS:40多年后,米国又出了一个类似的冤案,主角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在米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工作。不过,从技术层次上对比,他比钱学森差多了,如果他是洛斯阿拉莫斯的首席科学家还差不多。

我一直认为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也是共谍。TG虽然不土,可不明白、不了解的科技方面当时还很多(当时缺人才呀,国内的空白太多了,简直就是白纸一张),而且那时刚建国,各种事情多如牛毛,还没有工夫去了解大洋的彼岸有什么、有多少顶尖科学家可以收编,丹尼尔的那个著名的“5个师”的讲话其实是在大声提醒TG,这个人对你们超级有用,不重视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TG当然不傻。
米国对钱学森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迫害,其实是在告诉TG,这个人你们绝对可以信任!!!TG当然明白了这一点。

顺便说一下,换回钱学森只用了扣押的4名(也有资料说是12名,但我看到的是米国同意放钱学森回来之前,TG放了4名)米国飞行员,实在是太便宜了。

钱学森回国后,TG一开始不知道钱学森回国的打算,小心翼翼的接触钱学森(抗战后核专家阳春——-此处向她和她的丈夫—-农牧专家寒早 ——致敬,迈哈顿工程的重要核科学家费米的助手,无比坚定的土星共同体员,后加入中国国籍—–来中国并一直在中国,但她是真正反战的 ——选择了她丈夫的行业。钱学森在米国只能说回国是搞民用,不可能大声宣布要回国搞导弹火箭——否则就回不来了),让中科院接待他,安排他到各地参观(争取钱学森的好感,尤其是让钱学森看到TG和KMT在建设上的区别,这招可是无往而不利呀。连功德林的特殊居民们在这招面前都豪无抵抗能力)。

钱学森到达哈尔滨后,突然提出希望见见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中国最牛X的学校呀,你不会连它都不知道吧?虽然哈军工早就不存在了,可很多国防工业系统的人一说起大学,就提起哈军工。我老爸—–他不是大学生,当兵出身——在我考大学时还常常说:你要有考上哈军工的水平就是祖坟冒青烟了。)的两个学生。但哈军工保密要求很严(毕竟是军工嘛,而且里面的军事科技不低,还有苏联顾问团—含中将在内的军事专家和高级军工专家),陪同人员就上报了,并立刻获得同意。
两天后的,当钱学森前往时,院长陈赓大将在门口亲自迎接,全程陪同(他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请教这个世界顶尖大师,清晨乘专机从北京赶来亲自接待的。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同志,你的良苦用心TG明白了。),无所保留(按苏联的制度—–哈军工照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TG自身的保密准则也是如此。米国移民局的同志,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的给钱学森参观。
当钱学森在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时,陈赓大将从旁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开始十分惊异(不要怀疑,TG不是自大的白痴,知道搞高科技的艰难,知道这不是想搞就能搞出来的),继而变得兴奋起来(这是因为说这话的是钱学森,并且还得到一个超出想象的回答—毕竟中国各个方面都很差,有个别的顶尖专家也没用),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钱学森回到北京后,没几天,就在陈赓陪同下,会见了彭德怀元帅(当时彭德怀权利极大,全面主持全国军事工作—–包括国防工业,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实权国防部长,——漏了林彪,现补上,但林彪的情况和彭德怀大不一样,彭当时相关的都管)。彭德怀没有寒暄和客套,直截了当的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元帅就是元帅,一针见血的指出发展导弹火箭的重要性,再考虑当时TG在1954年就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导弹火箭已经是必然了,它相比于其它常规武器的优先程度已经早被决定了,除非找不到人)。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回答说:“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时间我想是可以的。”

彭德怀很高兴,又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导弹的技术知识。彭德怀听得很有兴趣,觉得听钱学森谈话很长知识和见识(要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向领导们介绍,并且还要有趣,抓主对方的心。每一个技术人员都要牢记这一点,要不然现在怎么有ppt是最重要的软件开发能力的说法呢?)。于是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艺儿,你安排钱先生给高级干部讲讲课。”。于是钱学森又在1956年元月,给TG将领作了火箭导弹技术的讲演。在总政排演场,一连讲了三天,盛况空前,引起TG高级将领的极大兴趣。
1956年2月5日下午,叶剑英元帅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作陪的是陶铸,谈话的主题也是导弹问题。谈话气氛十分融洽,越谈,三人对火箭、导弹的兴趣越浓,越谈,他们的心情也越加迫切。叶剑英便直接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为祖国效力是钱学森多年的宿愿,祖国的强大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

所以钱学森并不犹豫,当即表示,感谢领导的信任,将努力为之。
叶剑英立即起身说:“今天是周末,总理他们可能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跳舞,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叶剑英带着钱学森他们驱车来到三座门,果然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总理认真听着叶帅的叙说,频频点头,显得十分高兴。“好啊!”周总理说, “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敲定了)。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

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事业)便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

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这一天就是中国航天的开始!

太祖按奈不住,邀请了钱学森(应该是第二次见面了,因为1956年2月1日政协会议的宴会上他是做在太祖身边的)。在菊香书屋对话如下:
“主席,”周总理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太祖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太祖,“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太祖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同志,你放心了吧?)”太祖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伟人毕竟是伟人,比米国目光短浅的家伙看的明白) !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连最高领导人都被迷住了,谁说这个天底下技术人员不会有王八之气?)!”
太祖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学森同志,”太祖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太祖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突然本已结束的考察出现了个尾巴,1956年春节后不久(春节是2月12日,故而因该在17日后),200多位科学家(包括钱学森)聚集在北京的西郊宾馆,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 “12年科学规划”,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具体组织科技专家们参与制订,花了相当长时间——–好几个月),这个规划相当重要,它将决定下面的科技发展方向。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但是,期间,军事部门的一致意见,是重点发展航空飞机,以巩固我国的空防。
钱学森说: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来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优越,因为导弹将比飞机有更高的马赫数(当时的科技是打不下它的,现在也很难。飞机呢?能保证一定能和对手对抗吗?如果不行,那就是完全浪费)。尤为重要的是,掌握或开拓导弹或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这里所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却要求能多次使用,这样,在燃料、发动机以及结构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发展导弹技术就可以暂时地不去解决这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发展导弹技术所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这在短期易于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比较容易实现。接着钱学森便介绍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
于是,在这次会议的纪录上是:学森同志力排众议,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同志所接受。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发展导弹火箭)就此确定。

顺便说一下,钱学森的这个讲话居然被有些人(包括航空部门的有些人)当作航空失败的借口:因为这是伟大的钱学森说的呀,你看他不是一直没有反驳过这种说法吗?
他要反驳干嘛?他的目标实现了,成果取得了,这就足够了。
我敢说,要不是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他的这次讲话就会被当成一个瞎吹牛的典型被纪录在中国科技史上。

现在的老板们(包括TG的领导)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家伙是否在吹牛(TG后来吃过很多这样的亏,现在的老板们大都也亲身经历/听说过这样的吃亏事情)?

钱学森在这次事情中还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等5项紧急措施的决策做出许多重要贡献,纪录如下:

通讯技术既是国防建设上的关键技术,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但是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上,在当时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线和无线之争。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主张重点发展有线?这除了有技术上难易等问题以外,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却是军事技术上的一项很根本的要求。为此,钱学森(当然还有其它无线电电子学的专家们)提出意见说,保密当然是通讯技术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的要求,其严重的弱点是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通讯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至于保密问题,可以设法通过其它办法求得适当解决。然而,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通讯。它是民用技术以及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农业、医药卫生等部门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在国防技术上,如雷达,自动化火炮的设计和指挥等也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钱学森还特殊地论证了高空大面积彩色电视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指出高空中的彩电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对现代战争的监视和指挥。可以说,钱学森的这一独到的精辟的意见,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电子计算机也是当时有争议的一个项目。电子计算机是那一时代划时代的发明。已知美国的电子计算机每秒能运算8000次。这比起手摇电动计算器来真是飞跃式的进步。但是,有关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却并不那么明朗。快速计算机能否代替大脑思维的问题,更是一个疑问。为此,钱学森同志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曾举出水轮机的设计为例。过去为了设计好水轮机,要进行许多实验模拟,理论只能在极其简化的条件下进行计算。现在由于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包含一切因素的复杂的方程精密求解。这样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响水轮机设计的种种因素都放进去(直接指导了一个行业的发展研究方向)。这就能在最短期间以最经济的办法做出最佳的设计。钱学森同志还提出,过去数学家所能研究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而实际问题中所遇到的方程只好采用线性近似,这就丢失了原来方程式中所蕴含的特点。在有了计算机以后,就可以用数值方法来求解(现在所有学科都这么干了)。当然也因此提出了发展计算数学的种种理论问题(这就是后来数学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伟大的有限元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钱学森同志还举出电子计算机可以下象棋的实例,表明可以代替人的思维。那时有些同志怀疑电脑怎么会胜过人脑,钱学森同志回答说,

人的度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捷,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一定条件下将能胜过人脑(1997年5月11日,IBM制造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在国际象棋上赢了卡斯帕罗夫,轰动全世界。)。钱学森同志还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而学习功能等等,表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于是,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下来了。
关于自动化技术问题,钱学森同志也做了很好的论证。他向我们解释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原则上的差别。机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产程序而操作的机器;而自动化却是在电子计算机控制下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自动操作的机器。未来工业的发展必然走向自动化操作(偶像呀,工业母鸡和其它机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这不仅可节省大量劳动力,而且为保证高质量的产品所必需(太佩服了)。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有自动化的攻防装备,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的高灵敏的快速反应的现代战争(很多小白推崇的林彪发表的战争按按按钮就就结束的讲话,就是从这盗版去的。)。
钱学森同志还特别提出农业耕作的自动化问题。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仅限于机械化,而是必须走向自动化。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精耕细作,按照钱学森同志的语言是如同绣花一样。中国必须发展自动化的农业机械,必须在农业机械的设计引入控制机。钱学森同志的这一建议提出后,当时具体负责规划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我国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同志十分欣赏钱学森同志这一意见,认为这真正符合了太祖同志在中国如何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想法。然而钱学森同志却具体指出了技术上如何实现的途径。可惜的是,钱学森同志这一关于农业机构化的想法未能落到实处,在长期内被人们所遗忘了!我以为,这仍然是我国农业部门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指导思想。
原子能不是钱学森同志的专业。但是他也预见到许多重要领域的发展。他曾指出快中子堆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增殖燃料。他也曾提倡研究受控热核反应。为此,他在规划研讨会上做过一个如何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设想的报告。他指出只要将墙壁做成多孔材料,那么通过液体在多孔介质中渗漏,将能解决任何大量热能产生后的散热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飞机和潜艇上应用的重要性,因为这能极大地增加续航能力。
钱学森同志也热情地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因为利用半导体将能制体积小、寿命长并稳定可靠的二极管和三极管。这对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至关重要。可惜的是,我国科学家未有预见到集成线路以及大规模集成块的发展。以致于我国的在这方面工作的起步竞落后于国际水准10年!
PS:1972年,外交部某领导从国外带回一部科学计算器,但国内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已可制出百万次计算机,这种小玩意算什么。当时钱学森认为不要太早下结论,于是国防科工委下文由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吴几康教授主持,由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的研究所及清华大学组成研究分析组,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报告对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对我国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处理器、微型计算机提出了建议。从此这方面的工作才展开。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导弹航空事业的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钱学森为委员。遵照中央军委的决议,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建议建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中央书记处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初步意见》。土星共同体中央总书记太宗表示:“大家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连笑贫天尊也被迷惑住了,他可是在原子弹上投了反对票的–理由是代价太大,而却始终基本没有为难过航天——–在 20多年后至少没有专门为难。可以说,一网打尽了中国在接下来30多年中的所有领导人)。于是钱学森立即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航天部的前身)。
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由聂荣臻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车道沟兵器招待所宣布成立。
TG的确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错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事。

我们知道,光一个人是搞不出火箭的,哪怕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精通所有科技知识。中国发展航天事业也同样如此。

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其实,所有的大工程都如此)。在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钱学森之下有一批英米海龟,他们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主要代表人员(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任新民: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在哈军工程任教授,后被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8月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5院的第2个人或第3个人,另一个我没有查到)。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集中国第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

庄逢甘:
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回国,历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军工教授。
1956年8月调入国防部五院,长期从事导弹、火箭再入飞行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试验和计算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此人是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极为重要人物,筹建了空气动力所和风洞建设工程,任过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委29基地(谈飞机不知道这个部门就可以去死了)副司令员。谈到中国的风洞不能不谈到他。

梁守槃: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1939年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2月回国,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大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士、设计课课长,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主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年9月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苏联P-2导弹)总设计师。后负责火箭发动机研究、空气动力试验和全弹试车工作。后因故专攻海防导弹(这不在本文的范畴,故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童鞋可以自己去了解,成就很辉煌)。

屠守锷:
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任工程师。 1946年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航空系任教,任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从1957年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黄纬禄: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重工业部电信局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1957年加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奠基人。

陆元九:
1941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后到福特汽车公司任主任工程师(为了回国)。1956年回国(紧跟钱学森)。中科院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
1968年调航天工业部。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

杨嘉墀: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9年获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和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68年后加入国防科委五院。提出了中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型号–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
杨南生: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195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先后在长春一汽(顺便提一下,当时386也在那)、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任职。
1964年调入国防部五院四分院,领导了T-7系列探空火箭的研制。领导过多种战术型号动力装置,“长征一号”末级发动机(固体发动机),返回式回收制动发动机,“东方红二号”远地点发动机,某型号两级发动机(水下发射固体火箭发动机,应该就是JL1潜射导弹)等动力装置的研制。并领导了第二代固体战略型号(东风31)打基础的多项先进技术的预先研究和几种大直径综合试验发动机的研制。

王希季: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放弃开始攻读的博士学位回国,建国后第一批回国人员)。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1965年加入航天部门,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中国返回式卫星系列总设计师。曾主持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样火箭的研制工作。提出了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他们大都是两弹元勋,星光闪耀,很辉煌吧?但是看他们的所学在加入航天部门前的经历(尤其是1956年前的经历),当时连他们自己在内谁相信他们能将火箭、导弹研制出来?好像只有任新民沾边一点,因为他在华东军区的时候研制过类似火箭弹的东西(还只是讨论设想而已)。

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关键人物钱学森是从航空口“挖”过来的,这部分人相比后来在航空口广为传送的海龟大牛们,可是一点都不差,也许我们可以说,钱学森要对中国航空的落后要负责。不过,我们也别忘了,钱学森本人就是当时(也是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到现在好像还是)中国最顶尖(没有之一)的航空大师,是世界最伟大的航空大师中的一个,在航空方面的成就比其它人都要高无数倍!他本人从航空跳槽到航天才是中国航空最重大的损失!!!
钱学森固然伟大,但钱学森加上上面介绍的英米海龟们就可以研制出火箭导弹了吗?
答案是还不行。光他们几个能否详细设计出一枚火箭都成问题,更别谈电子、燃料、加工、测试等等方面需要的人了。就是从无到有设计一辆汽车需要的人都比他们几个多的多。研制火箭导弹需要的各个方面的人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工业化后产品基本都是需要N多部门配合才能制造出来。而且,火箭导弹牵扯到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专门的设计人才,中国是压根没有的。

当然,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慢慢发展,TG已经在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教育也在展开(其中大学的理工科尤其是重点。要知道,以前中国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文科、法律、金融等等,学理工科的人比列很少,当年那么多人高喊实业救国,可就每年那么点的理工科学生,救什么国?)。钱学森也亲自给从各个高校选派的学生上课,开始教育人才。等这一切差不多了才开始不也可以吗?反正米苏不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
但这样办缺的是时间,而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西方的敌人早已经大喊对红色中国实施核打击了,第7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台湾的军用机场上满是米国的战机),太祖不是说过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只能就是争取外援了,中国将目光投向外部,那个国家合适呢?答案是只有一个国家可以,那就是苏联(米国也可以,但它正在对中国封锁)。中国其实从50年就开始向苏联派出留学人员,来加快国家建设。53年开始就接收苏联的援建项目—-大家耳熟能详的156个项目(人类历史上决无仅有的。赫秃子,你的功劳大大的大,你一定是共谍—错了,他本来就是土星共同体员,还是苏共的头头)。

现在,航天事业也要向苏联求外援了。

1956年,苏联同意接收中国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予以培训,同意为中国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苏联仿制德国的V2导弹)。

1957年10月 15日,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即有名的“10月15日协定”。该协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引进导弹的仿制工作,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同时还增加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还援建了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有资料说还援建了一个,但我未查到是哪个厂)

航天领域的苏毛海龟开始诞生了,他们作为中国航天金字塔的第3层出现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实在太多了,在这选最最主要的,主要是和火箭及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丁衡高:
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系。任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7年到1961年在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光学学院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中国战略导弹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曾主持并参与突破惯性平台系统、仪表及器件的多项关键技术。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空气轴承、三自由度气浮陀螺及陀螺加速度计。
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航天、核工业和其它装备的上级主管。
说个8卦,其夫人是聂力中将,可能有人不清楚,但聂力的父亲就没人不知道了—聂荣臻元帅,两弹一星的主管领导。

宋健:
1948年至1953年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1953年至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炮兵系学习,研究生,斯科大学夜校攻读数学力学系。
最有名也通常不为人知的是他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试验弹打下了快200KM外发射的靶弹,这可是在70年代末)!!!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
他是钱学森在工程控制方面的衣钵传人,80年代后修订《工程控制论》,署名的就是钱学森和宋健。
此人为红小鬼出身。后来出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一代传奇人物呀。

刘纪原: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
我国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为早期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两弹结合”试验。在我国地地导弹采用和实现全惯性制导、改进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可靠性等科研攻关中,功不可没。
任过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
此人为烈士子女,读的小学是延安保育小学。

王永志: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 1961年回国。曾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第二代液体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固体战略火箭和地地战术火箭总设计师和研制总指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型号总指挥,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这个人对中国航天极其重要,他是钱学森之后的中国航天领军人物。关于他和钱学森的关系,可以说,没有钱学森,就没有王永志。王永志出任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和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就是钱学森推荐的。具体的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李伯勇:
1957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系。
参与仿制“1059”导弹(P2)、预研100吨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及研制“东风二号”发动机的备份发动机、主持研制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还记得前面谈到的牛X的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吗?)。先后担任了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等职务。
此人后来居然担任过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我是四川的,以此为记)

孙敬良:
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
回国后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不久又转到了发动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风暴一号火箭,长征三号火箭一、 二级,做出重大贡献。主持研制长征二号丁,长征四号火箭等的研制。创造性地解决了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技术关键。
液体火箭发动机与运载火箭设计专家。

朱森元:
1949年至1952年在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航空系学习,1960年12月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校研究生院获副博士学位。
1961年至今,任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原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理论和研制工作,是我国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70年后,负责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

孙家栋:
1951年至1958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毕业时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
回国后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领导了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与中程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0年就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此人后来主管卫星,在中国卫星方面,辉煌到什么程度?曾任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三号试验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北斗一号导航卫星、中星22号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现任绕月工程总设计师,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环境一号卫星和鑫诺二号大容量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当然,为什么会是他,而他又能成功,这又要扯到钱学森了,因为是钱学森站在他的背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钱学森真的是中国航天(不仅仅是火箭导弹)的灵魂。

于龙淮:
1951年他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
1958年回国。仿制P2导弹的发动机。1961年,任东风二号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在1965年,从设计部调到研究院科技部。参与了很多型号工作,主要做指挥、计划、生产、调度等工作。长二捆火箭的总指挥。可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工作。

这些苏毛海龟,素质是相当的高,可以说丝豪不比前面的那些英米海龟差,甚至还要强(毕竟是TG从全中国选拔出来的)。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派人(还是选拔的优秀学生)到苏联留学,有一位就被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教授找到她,说:50年代我

教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各科成绩都是5分,你怎么只有 4分?
还有,他们去苏联都是去的顶尖大学(如莫斯科航空学院,苏/俄的主要航天成就基本都出自于它),专业对口的学习,而苏联的顶尖大学,教授非常厉害,如,总师们必须担任学校的教授!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王永志(前面介绍了,他可是钱学森后的中国航空领军

人物),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最后一年学习时的导师是米申(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苏联第一代洲际导弹的设计师,联盟飞船的总设计师,N1火箭的总设计师。说句题外话,包括在苏/俄,很多人对米申不满,对他的评价很低,其原因是米申主持的苏联登月计划

失败了。但作为科罗廖夫的副手和接班人,米申对的功劳是极大,水平不会比科罗廖夫外的俄国其他顶尖宇航专家差的,只是时也命也,谁叫他负责登月,却又无法压制对手,也不能争取到国家最高领导的绝对支持,结果N1居然没有获得试验的拨款,米申只好用实际发

射代替试验,于是登月就失败在N1华丽的接二连三爆炸上),毕业论文就是洲际导弹。
这些人物其实当年是干活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加入航天晚,经历少,开始一段时间是屈居于英米海龟之下,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但也意味着他们将基础打的极为扎实),于是,他们后来纷纷冒头,在中国航天上开始无比绚丽的表现。

PS:
关于苏联为中国培养的人才,这是中国建国后科技发展的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对中国来说也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看一下相关纪录吧(不同来源,因为向苏联派留学生这事有多个部门都在进行,至今没有一个全面统计):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53年,采取“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方针,共派遣1708名留学生。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采取“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共派遣5853名留学生,其中研究生1213名、大学生4640名。另有进修教师135名、实习生 6802名。1958年,采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的方针,共派出1654名,其中研究生544名、大学生60名、进修教师176名、实习生 874名。 1957年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且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以便在留学时真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第四阶段是1959年至1965年,派遣留学生数量很少。1960年后,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仅有数人至数十人。留学生回国后使中级科研

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档案处保存的文件表明,1951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7493人,其中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进修生、实习生和专科生;69%的留学生学习工科专业,10.6%的学习理科,6.9%的学习农林,3.4%的学习医学,3.2%的学习文科,1.7%的学习文化艺术,1.6%的学习财经。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一书的说法是,1949年至1966年中国向2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88人,其中留苏学生有8213人;
有学者根据《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组关于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59年7月27日)》统计,1950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16152人,学成归国的有9074人,7778名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学习工科的有5179名。
学者郑竹园提供了更大的数据,并做了行业分类。他提供的数据表明,1950年到1960年,中国在苏联受教育的人数有38000人,技术人员有8000人,科学家有1300人,教师有1300人,学生有7500人,工人有20000人。
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51年到1962年有 8000多名中国人在苏联学习生产技术,11000多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苏联的学校学习,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与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相关的留学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建设起来,实现正常的生产和发展。苏联方面相应的接待单位为这些项目培养了各个层次和环节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厂长、总工程师、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段长和工人,以及其他直接参加基建、设备安装、投产准备等企业建设的工作人员。比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173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的短期培训审查也相对较松,人数很多。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医学、电信、铁道、气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那个时期国家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旨在能够马上解决紧迫的问题。当时,学习基础理论的留学生比较少。一般说,各部门派遣的研究生和大学生考虑选择三四年后急需的专业,而实习生与进修人员则选择当时最急需的专业。

民国也有一批人留学海外(主要是欧、米、日等国,数量也不少),其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米国返回的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的一批留学生,毕竟其中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其中)。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远远远远不够(土鳖才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航天中也一样,在本文下面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需要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中国,而不仅仅是去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属于工程技术领域,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官派占的比列我就不谈了,还有相当多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不过大家一般都华丽的无视了)分布专业(国家当前急需的程度)和人员数量(不仅仅是要高水平科技人员,还要大量的中低级人员),加上两个时期的土鳖数量对比,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建设不起来,无法成为一个工业化大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必然。
但是,光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这些人组成的金字塔中间层也还有很多空缺,更不要说还缺一个宽大的基础。于是,中国航天的土鳖出现了。

土鳖们可以说早期一点都不出名(除了极个别极优秀的人),因为他们上面有英米海龟和苏毛海龟两层,这两层的海龟都是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的,而当时中国的大学水平相对于国外的好大学,相差太远(虽然其中会有些归国的大师任教,但相对于国外的一流大学而言,最起码数量上是远远不如的,硬件设施条件更不用谈了),于是在相当长时间中他们一直被海龟们压着,很难冒头。除了卫星,那是因为中国真正决定开始搞卫星时,已无法派出留学人员了,而绝大部分海龟们此时已在其它领域功成名就,加上也不是闲得没事情做,自然不大会选择这个新的任务。如孙家栋后来在卫星上极其有成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卫星之父,但当时他在导弹上干的很好,也不想改行,可钱学森把他叫过去,让他改行搞卫星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早期的土鳖们,基本都是在卫星上冒头的。

但土鳖的重要性可是一点都不低,所有的工作都是土鳖们具体完成,他们组成了从最低级的技术人员一直到中层技术领导。他们的数量相比上面的海龟们可是多N倍,如:
国防部5院从开始组建,钱学森就从各个高校、各地选拔大学生到5院,到5院建立时,就有156名大学生了。在1960年苏联专家离开后,又立马从全国选拔人员,导致5院一下从几百人扩大到上万人。

其实,土鳖才是决定中国航天的关键。

直到80年代,海龟们实在是已经太老了,而中国又有快20年没有从米毛两家获得航天留学人员,于是土鳖们开始纷纷冒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夜之间出现在航天舞台上,开始他们绚丽的表演。而很难有人知道,他们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的时间。就是80年代冒头的土鳖,大部分还是新的土鳖,最早的那一批土鳖,大部分也太老了,得不到他们加入航天那天就开始梦寐以求的舞台。
而新的土鳖,看他们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年轻,他们居然和当年的海龟们在航天大舞台上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差不多,甚至还年轻,要知道,这可不是中国航天发展的初期了,而一般说来,向成熟发展的行业,年轻人是很难出头的。他们表演的还不赖!我个人认为,这才代表中国在航天上能真正的独立自主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老的土鳖)中的最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毕竟名气不如前面的大。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吧:

谢光选:
1942年,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
1957年3月,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60年出任第一研究院总体部五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1962年底,任东风二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77年后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

王德臣: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1962年3月任火箭总体部结构组组长。先后担任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新型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刘竹生:
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
在中国第一代捆绑火箭“长二捆”中研究成功的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二号F”火箭系统总设计师。

张恩昭:
196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毕业,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第三设计部工作。
60年代后期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双组元姿控发动机的总体设计。60年代末任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上面级发动机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60年代末开始任变推力发动机的关键技术研制技术总负责人。70年代未80年代初,任长征四号火箭三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任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90年代初,任中国新一代重点型号液氧煤油发动机(长征5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主要负责人。

孙凝生:
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火箭控制专家,参加了我国几乎一半以上火箭的研制发射工作。长二捆火箭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

邢球痕:
1957年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固体火箭武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工作。
1959年9月,作为组长承担起固体火箭推进器的研制任务。
他可以说是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之一。基本上中国火箭导弹的固体发动机都和他有关。

李相荣:
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火箭专业,加入航天部门。
在“长征三号”的研制中有突出贡献。先后担任了长征四号A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二号丁火箭副总设计师、载人飞船921-3副总设计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总指挥。
PS:此人是朝鲜族,1941年出生在韩国庆尚北道,1942年随父从国外归来。这次棒子的罗老号,背后就有他的身影(传闻是棒子找中国要求帮助—当然是出钱的,中国派了他和另一个人去做技术支持—也可以说是去当太上皇,也因此罗老号的第二级发动机是在上海航天局生产—挣外快),不过由此也证明,光一两个顶尖专家对于航天这么大的舞台也是没用的。

王礼恒:
1962年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火箭发动机专业毕业,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长期从事导弹动力研究和航天工程管理。1965年后,任型号液体发动机总体工程组组长。70至80年代,他和同事们突破发动机的相关关键技术。1999-2002年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范士合:
1956年北京工业学院火炮专业毕业,入国防部五院工作。
任过长征三号火箭的第二任总设计师,

龙乐豪:
196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总体设计部工作。
70年代任长征三号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主持和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工作。1986年与1989年先后任长征三号甲火箭副总设计师与总设计师,1991年任长征三号甲、乙、丙火箭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曾广商:
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主持研制了用于弹道导弹和大型运载火箭推力矢量控制的16种伺服机构系统,以及百余种适宜于集成化、整体化和机电一体化的伺服动力、控制、测量器件。将控制技术、火箭发动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融于一体,使我国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航天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主要开创者之一。

说实话,土鳖在航天这个大系统中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螺丝钉,就是幕后的英雄,他们在相当长时间中被海龟们的耀眼光芒所掩盖。不过,任何大一点的工程都这样,耀眼的只是站在上面的极少数人。我当年在雷达厂的设计部门,30多个设计师中,耀眼风光的也就是那几个总师。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千万不要埋怨,这是正常的—-古今中外都如此,也是合理的—–工程项目客观决定的。要耀眼风光,就努力吧,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学习总师们的领导能力,学会和上级打交道,这样才能最终站在那个位置。

在中国的航天中,还有一批土的掉渣(超过大家想象)的土鳖,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有些还是土八路。可他们却通过工作和学习,成长为航天的专家(任中、基层技术人员的就更多了)。
我们就来看他们中的最最最主要代表(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名气比上面的土鳖还差。选的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

李占奎:
1952年中学毕业后被破例保送入航校。
1958年,被选拔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设计员升任为组长、副主任、主任、副总设计师。担任过“长二捆”火箭副总设计师,1993年任长征二号丙火箭第三任总设计师。
这可是航天呀,这在其它国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这就活生生的存在中国航天中。
这样土的掉渣的土鳖,当时在国防工业(其实民用工业也一样)中其实是很常见。我在雷达厂工作时,就有几个很老的总设计师是这样的土鳖(有的是当工人读夜校出身,有的是当兵出身),但他们的能力绝对不可小看。
这样的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当时在各个方面是如何的缺乏人才,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包括航天)是多么的艰难。

PS:
现在中国又有大批留学人员(数量高达数十万近百万,数量现在还在增加),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回国了,在各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辉煌了(相对同时期的对比),因为现在土鳖的水平相对于以前土鳖和海龟的差距(大家的中坚层,不谈个别的,否则土鳖中也有牛X的一沓糊涂,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海龟中也有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已经大为缩小了,但土鳖的数量太大了。
真正内在支持、决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已经变成土鳖了,这才是中国成为大国,能向着超级大国迈进的关键因数。
量变导致质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想请大家记住,钱学森先生及其背后的那些海龟与土鳖们,他们才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脊梁!!
仅以此文沉痛哀悼钱老!!历史不会忘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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