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荟:《全球通史》

工作以来,自己对知识的渴望越发强烈了。以前在学校里有大把时间可以看看闲书,而现在纯粹自己可以支配和胡思乱想的时间只剩下晚上短短的几小时了,所以效率必须提高一点,将自己的todo list上面的事情压缩再压缩,只不过读好书永远是一个默认选项。最近看了一本很好的历史书,《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简单地分享下自己的读后感。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它论述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它关注的是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西方诸民族或非西方诸民族。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全球史观”,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全球”为视角和出发点的历史观。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是西方史学界打破“欧洲中心论”,以全球的观点考察世界历史,废除地区、国家、民族的界限的宏观历史观。“全球史观”的两个基本认识,即把世界史看成一个互相联系和作用的整体,以及各国历史文化的等值论。“全球史观”认为,连续性不是历史最显著的特性,必须抛弃把历史看作是连续和积累的发展过程的线性历史理论,所以传统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分期法必须加以抛弃。依据“全球史观”,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定于15~16世纪之交,始于15世纪末的新航路的开辟,以其实现了欧、亚、美大陆文明的全球性交汇,引发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为依据。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定位在19~20世纪之交,其标志是以“门户开放”为内容的世界理念和原则的出现,封闭、垄断、地域性切割的旧殖民主义体系被一个开放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无形的新型殖民主义体系所代替。

本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以文明模式论建立全球史体系,并提出“全球史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首先,他吸收并发展了汤因比的“文明模式论”,认为历史研究中不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并赋予文明一些基本的标志:“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其次,认为文化的融合导致了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他描述了古代文明三次大的文化交流:古代文明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除中国文明以外,尼罗河与印度河文明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向外传播的影响下发展起来;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模式,使它们合二为一。斯塔夫里阿诺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全球史观”的内容、理论和方法,即“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全球通史》以其“栖身在地球上整体观察世界历史”为史家称道。然而仔细读一遍《全球通史》,却发现许多地方有悖于作者的“承诺”。比如,在“古代文明起源”、“古代文明诸类型”两章,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抑中扬欧”。作者拒不承认中国夏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反而在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之前插入远不如此二者悠久辉煌的克里特文明,而且肯定地说“无疑,克里特岛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不仅如此,作者在文明起源上,继续坚持“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这是早已被证明错误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汉学家为侵略者作祟的偏激之史观。顽固否认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归之为西方游牧部落的入侵。还有,作者对印弟安人等在近代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打压清洗的弱势种族濒临灭绝原因,作者写到:“布希曼人、卑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弟安人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作者完全掩盖西方殖民者之猎杀围剿,使土著居民死伤或沦为奴隶,将这些弱势种群灭绝的原因,全部归为技术落后。若给斯氏扣上“西方中心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帽子,也许有些严重,但其做法至少没有完全做到“站在月球上”。

和之间读过的《人类简史》相比,本书更关注于对文明社会里政治、文化和科技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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